医疗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第一案的重新解读与检讨※
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肖柳珍
摘要:器官异位案件损害后果的典型性及医疗过错的不典型性,不具有指导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普遍意义。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此案发布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当下医疗纠纷的非理性解决。局限于医患双方的损害赔偿思维模式,把医生与患者挤向对立,不可能根本解决医患矛盾。医患之间的责任空白带不应由医方承担。突破医疗特殊性的后果是看病更难看病更贵,医患矛盾直接演变为利益之争。医疗过错的鉴定应遵循法定程序,并以医学专业知识为基础,以理性人的合理标准作为原则。
关键词:器官异位;医疗损害;医疗过错;医疗意外;侵权责任
引言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迎来了世人举世瞩目的赞叹与惊呼,但医疗服务领域的问题却为中国迎来了另类 一、案情简介
(一)案件基本内容
女工李新荣,30岁,因咽部异物感,伴声音嘶哑、语言不清、吞咽和呼吸困难数月,于年8月21医院(后改为医院)住院治疗。经检查发现舌根部有一半球状肿物,约2×2×2厘米大小,使喉入口部变窄。取部分组织送外院进行病理活检,病理报告为付节瘤,后医院会诊为血管内皮肉瘤。在家属签字同意后,于年10月10实施了手术。术医院进行病理检查,报告分别是:“舌根部异位结节性甲状腺肿”;以及“甲状腺腺瘤、来自异位甲状腺部分细胞有异形性变。”术后李新荣出现浑身无力、手足冰凉等一系列“甲状腺机能低下”的临床症状并进行了一系列治疗。年夏,医院交涉,要求院方承担责任。年10月16日,天津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为抢救治疗病人行肿物切除是可行的……异位甲状腺临床极为少见,事前难以预料,况术前做活检病理,……加之异位甲状腺的组织细胞也随之有所变异…此例不属医疗事故…”。病员不服这一鉴定结论,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起诉,后经天津市技术鉴定委员会再次讨论,认为“……由于手术造成甲状腺缺如……没有考虑到异位甲状腺的可能性,术前未能做甲状腺扫描、吸碘试验,因此选择了不适当的方式…此例定为二级医疗技术事故…”。医院一次性给付李新荣经济补偿费元及手术到判决生效之日的医疗费用,其他经济损失根据劳动保护的有关规定解决。病员对这一判决不服,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此案的处理较为复杂且意义重大,特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请示,后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年3月24日做出复函:“《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天津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是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人他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你院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参照《天津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根据该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精神及《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医院承担李新荣12年来治疗、住院的费用、误工损失费、陪伴费、营养费以及今后20年的上述费用的90%,共计承担58万余元。5医院对判决不服,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年11月7日,判决“天医三院”“承担”李新荣过去和今后的医疗费用.28元,另外“赔偿”元。6
(二)案件审理后的各方意见
李新荣胜诉了,用她丈夫的话说“是历尽千辛万苦,才有了今天的结果。”李新荣说,她每月所需医药费超出了判决中医药费每月多元的额度,赔偿只计算到今后20年,扣除10%医药费以及没有考虑精神损失等均是不公平的。做为当时手术负责人的杨宝琦,按照《天津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他要承担赔偿额的十分之一。他说,病人入院时生命受到威胁,我们当医生的必须给予治疗。我们根据病理报告施行手术错在哪?我们切除的不是正常甲状腺,而是腺瘤组织。我希望法院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本案重新组织鉴定。医院的医务科长杨仁和是该院最了解此案的人。他的意见代表着院方的立场:医院接到判决后感到震惊。第二次鉴定时,正值亚运会前夕,卫生行政部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平息事端,做出了复议鉴定的结论。法院按《民法通则》处理是不妥的。医院无法运转,医务人员无法工作。医院效益不好,全院一千多名职工只拿90%工资。我院已请求法院的执行部门暂缓执行,并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本案的审判长孙水山法官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仍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只给受害者一次性补偿,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此案来说,按实际给病人造成损失的后果看,应该给予赔偿,而不是补偿,因而按照《民法通则》第条的规定,主要从医药费、营养费、误工损失费、陪伴费四方面考虑。《中国消费者报》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立即对此作出反应:这一判例给医疗事故的处理带来了重大突破,对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7
二、本案适用《民法通则》的重新解读
该案件最后主要是采用《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审理的。最早地过错责任原则源于古罗马法。真正按照资产阶级法学思想对过错原则做出精辟论述并对近代民法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学家,应当首推17世纪法国的让·多马(JeanDomat)。多马在他的《自然秩序中的民法》(年)一书中指出:“如果损害是作为一个无害行为的出乎意料的结果而发生,那么鉴于没有任何过错可以归处于行为人,他就不应当对这一结果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过错被确定为民事责任的基本准则,它不仅是产生责任的充分条件,而且也是构成责任的必要条件。到了18世纪,经过著名法学家波蒂埃的进一步肯定和发挥,过错责任原则在法学界得到普遍的公认8。
(一)医疗过错概述
杨立新教授认为,医疗过错是指医疗机构在医疗活动中,医务人员未能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平通常应当提供的医疗服务,或者按照医疗良知、医疗伦理,以及医政管理规范和管理职责,应当给予的诚信、合理的医疗服务,没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主观心理状态,以及医疗机构存在的对医务人员疏于选任、管理、教育的主观心理状态。确定医疗过错,应以实施诊疗行为当时的医疗水平为标准,同时适当参考地区、医疗机构资质和医务人员资质,确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当达到的注意义务,违反之,即为存在医疗过错。9
一般认为,医疗注意义务包括结果预见义务与结果避免义务。结果预见义务是指行为人在行为时,应当遇见到某种损害后果会产生。预见义务在于预见发生结果的可能性。结果是否发生本质上是机率问题,发生的机率愈高,医师应注意的程度愈大。医学上的危险即使发生的可能性极低,但有发生的可能且为一般医师所知悉时,即有预见的义务。结果避免义务是指要求医师在保持应有谨慎的情况下而为的法律所要求的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一般而言,避免结果的发生有两种方式:(1)舍弃危险行为。它要求医师对其预见到的医疗行为将会给患者带来危险的结果应舍弃,如果医师继续施行该医疗行为而给患者造成损害,就被认为存在过失。但是,如果患者处于危急状态,不立即手术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周围没有医术更好的医师,也来不及转往医院的情况下,造成患者损害的,则可以紧急避险为抗辩,否定医师的过失。10(2)提高注意并采取安全措施。医师在认识或预见其医疗行为的危险后,采取了各种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使危险行为不致发生损害结果,意味着医师没有过失。否则,认定其有过失。11
(二)本案中医方是否违反了医疗注意义务
本案当时是以构成医疗事故作为损害赔偿的前提。此处之所以采用医疗过错及医疗注意义务这些概念来进行评析,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无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根据过错责任原则,过错均是其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而且是最为重要的构成要件,只是一般认为,构成医疗事故的过错与损害后果更为严重,此处采用一般的过错标准进行重新解读,目的是举轻以明重;第二,就目前而言,医疗事故这一概念已退出医疗损害民事责任领域,它只是在行政责任、刑事责任领域还有存在的空间。第三,本案初次鉴定为“不构成事故”,复议鉴定为“二级医疗事故”,此处也不想介入行业保护与医患利益之争的矛盾中。因此,为了具有更一般意义的参考作用,此处避开医疗事故之争,回归普遍意义上的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分析,没有就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展开。根据前面的分析,医疗过错的判断可以从是否违反了结果预见义务及结果回避义务进行判断。
1.医方是否违反了结果预见义务。首先看看甲状腺异位的概率及部位。异位甲状腺(ectopicthyroidgland,ETG)是一种先天性胚胎发育异常疾病。文献报道的部位非常广泛,包括舌根、气管、下颌下、颈侧、食管、腋部、腭扁桃体、颈动脉分叉、眼虹膜、垂体,且在胸腔、腹内许多器官,甚至卵巢、输卵管、子宫、阴道等都可能有ETG组织。ETG的发病牢为1/~1/;约占甲状腺疾患的1/~1/。12
其次看看疾病的诊断方法。任何疾病的正确治疗来自于一个正确的诊断,在医学发展到今天的诊断手段中,由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等大体水平的临床诊断;X线、核素、超声、CT、MRI等器官水平的影像学诊断;生化、微生物检验等体液水平的实验室诊断、活体组织检查、尸体解剖、穿刺或脱落细胞学等细胞水平的病理诊断等多层次立体诊断系统中,最准确可靠的首推病理诊断。病理诊断是建立在人体组织细胞在显微镜下形态变化的客观基础之上的,从中得出的形态学诊断客观、可靠。因此,医院中疾病的诊断新手段、新技术飞速发展,事实证明,最后的定论仍以病理诊断最具权威性。病理检查被认为是确认肿瘤性质的金标准。13
最后看看医方在该案中所采取的诊疗行为是否已经尽到其必要的注意义务。该案的主管医生在手术前,已行病理检查,以明确肿瘤的性质。然而,由于患者的病情在甲状腺异位的情况下,又出现了病理组织学的变异,以至医方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现异位的甲状腺。可能有人会问,是不是由于病理诊断的误诊而没有发现异位甲状腺的可能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患者的甲状腺异位到舌根后,取材的病理组织形态已明显变异,完全不同甲状腺组织来源的肿瘤。术前活检初步诊断是副神经节瘤14,后经会诊是血管内皮肉瘤。15(如有必要可补充病理图片1-2),这二者的组织学形态在一些亚型中非常相似,由于当时没有常规的免疫组织化学加以鉴别16,常规HE染色很难鉴别。17无论是副节瘤,还是血管内皮肉瘤国,均与甲状腺组织的形态学或甲状腺肿瘤的形态学相距甚远。正常甲状腺组织是以甲状腺滤泡为其组织学特征。18无论是结节性甲状腺肿还是甲状腺腺瘤,都有不同程度的滤泡样结构。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其区别主要在于大体与瘤组织内的纤维以及其它一些稍细微的变化。19(如有必要,可补充相应病理图片3-4)。甲状腺瘤也好,结节性甲状腺肿也好,如果他们的组织学形态没有出现变异,与副节瘤和血管内皮瘤的组织学图像相差十万八千里,根本没有任何相似性。作为病理医生,不可能去做这种漫无边际的猜测,因为病理诊断是建立在人体组织细胞在显微镜下形态变化的客观基础上的。因此,术前的病理检查中,医方不可能预见到此肿瘤有可能来源于甲状腺组织。
当然,文献中还提到,因ETG临床很少见,其发生部位及临床表现又缺少特异性而易被误诊、误治。因此,当其好发部位如舌根和颈前遇有肿物时,应考虑到ETG的可能,对可疑病变应进行细致、周密的检查。①I或99MTc放射性核素甲状腺扫描;②B超、CT或MRI检查;③甲状腺功能检测;④针吸活检:包括细针吸细胞学检查和影像引导下粗针吸活检;⑤术中探查与冷冻切片。20关于这些诊断措施的建议,我谈两点意见:第一,该案医生所采取的术前病理诊断是组织学诊断,比上面提及的针吸活检与术中冰冻诊断,更有具高的准确性。21这意味着医方已经履行了避免误诊的较高水平的注意义务。第二,如果上面提到的所有检查,例如,甲状腺扫描、B超、CT或MRI,都是必须要做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医疗都不可能是过度医疗,因为任何病人都有可能出现任何器官的异位。上面的甲状腺可异位到舌根、气管、下颌下、颈侧、食管、腋部、腭扁桃体、颈动脉分叉、眼虹膜、垂体,且在胸腔、腹内许多器官,甚至卵巢、输卵管、子宫、阴道等都可能。只有完成全身的、所有的医学检查才有可能排除器官异位这种可能性?然而,这种情况现实吗?这种情况是社会与患者愿意看到的吗?很显然,不是的。根据以上分析,医务人员违反结果注意义务的过失很难认定。
2.医方是否违反了结果避免义务。下面再看看ETG的治疗措施,医方是否违反了结果避免注意义务,也就是说,看该案有没有可能避免手术这一治疗方案。从现有的医学资料来看,甲状腺异位的治疗措施有如下几种:第一,对无症状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的颈部ETG,一般无需治疗,可随访观察;也有主张切除的,目的是以免日后可能发生恶变。第二,对于有症状的颈部ETG,有学者主张可先给予补充甲状腺激素治疗,有望使腺体缩小而缓解症状,然后再做切除手术。第三,出现呼吸阻塞或吞咽困难、出血、腺体溃疡形成或囊性变与恶变均是手术的适应证,恶性肿瘤尚前作淋巴结清扫术。第四,腺体移位(植)术:为了尽量保持患者原有的状腺功能,把腺体连带蒂血管瓣移至口底的肌肉或咽侧壁。也可进行部分切除部分带蒂移位。第五,自体移植:如于切开部分的胸大肌及腹直肌作片状自体移植,第六,用治疗剂量的I及其他,如激光及局部注射硬化剂等。22
这些治疗措施中,有人可能提出第四、第五种是比较有利的治疗措施,但请注意患者的异位甲状腺已变成了肿瘤,而且活检提示是低度恶性的肿瘤,尽管术后证实是良性肿瘤,但良性肿瘤也存在恶变的风险,且患者的部分细胞有异形变,恶变的可能相对更高些,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采取第四或第五种治疗措施,则应高度怀疑医方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在排除第四、第五之后,手术治疗是该案的最佳选择。因为她已经有吞咽、呼吸困难等临床表现,而且该异位甲状腺又发展成为肿瘤部分细胞还有异型性,根据前面提到的第三种治疗措施,她有绝对的手术适应症。该案的最佳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治疗。至于患者后来出现的一系列临床表现,是这种疾病本身的预后,做不做手术,都会出现需要补充甲状腺素的情形,而且,不做手术,随着肿块的增大,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窒息从而影响到生命安全。大家现在还可以再一次试问一下:第一,这个患者如果医院,会不会有更好的治疗措施?第二,这个患者如果当时没有做手术,其后果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该案的医生并不是由于过失切除了患者的异位甲状腺所形成的肿瘤,而恰恰是医生正确地切除了异位甲状腺肿瘤,才避免了患者因吞咽、呼吸困难导致的更为严重的损害后果。
综合以上分析,此案中医疗过失的认定非常值得商榷。第一次鉴定不构成事故,不服第一次鉴定后,复议鉴定就构成了二级事故,这是什么样的逻辑与现实?
三、该案引发的思考与检讨
该案自发生至今,已经过去整整30年的历程。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此案件发布的司法解释已有23年之久。终审判决至今也有18年之久。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案件,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定格了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今日的局面。结合我国当前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该案中涉及的如下问题进行反思。
(一)局限于医患双方的损害赔偿意味着什么
纵观该案的发展与审理过程,医院是该案责无旁贷的赔偿主体。医院协商,医院承担责任。法官也说,改革开放后,医院成为了经营单位,但不论发生多大的医疗事故仍然按计划经济时期的《办法》最高给受害者一次性补偿元,显然已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医院对病人造成了伤害,医院来承担。23此处姑且不论医疗服务市场化运作的恶果以及最终以失败告终的这一轮医改。24我们要思考的是,无论是否采取医疗服务的市场化运作,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使得医患双方不可能像一般的民事主体一样,在出现损害后果时,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归责于其中一方。在医疗损害中,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是既不可能归责于医方也不可能归责于患方的情形。这是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的。医疗服务既是科学也是经验,同时还是探索。医疗服务是科学,意味着医疗服务有它自身的一些特殊规律和理论体系;医疗服务是经验,意味着医疗过程的开展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医疗服务是探索,意味着人类的认知还不可能超越疾病的复杂性,有认识的盲区与知识的盲区。这些因素决定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责任有一个空白地带。医患之间的损害赔偿问题,一定要有一种机制或一个主体对既不能归责于医方也不能归责于患方的情形承担责任。只有这样,医者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医者,患者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患者。台湾学者王泽鉴指出,侵权行为法所面临的危机,不是存在与否的危机,而是负担过份繁重任务的危机。不论典型传统事故还是现代型意外事故,全部交由传统侵权行为法去解决。25由于现代科技社会所产生的医疗意外事故,往往具有巨大性、频繁性及技术性,若强以过错责任主义为基础的传统侵权行为法解决该等损害,则很难合理、有效地弥补那些医疗意外所产生的损害。为此,国家应介入弥补该意外损害、分散损害风险,发挥社会连带责任共同体作用,共同分担弥补损害,实现对被害人的权益保障。26
将医方与患方捆绑于一对一的损害赔偿的逻辑关系中,没有第三方责任主体来承担不能归责于何一方的情形,无疑将医方与患方挤向对立的立场。在我国的原因很明显也很特殊,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很多患者已失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福利保障,然而,医疗机构也没有完全按市场价格进行收费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还没有按成本价来收费。27医患矛盾层层升级,最后政府不得不干预。越是政府的这种干预,越是有患者顺应这种趋势。结果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出现了我们现在所不愿看到的、也不可能不看到的医患冲突与对立。
(二)突破医疗特殊性审理医疗损害案件的后果是什么
医疗纠纷不是中国之难,而是全世界之难。美国医疗诉讼多年的发展历程清楚的告诉我们,将医疗纠纷混同于一般的民事纠纷之后,患者将得不到更好的更便宜的医疗服务。28所谓更好的是指尽可能保障医疗安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服务,所谓更便宜的医疗服务是指尽可能基于医学标准的需要而不是其它需要的医疗服务。本案采用《民法通则》的损害赔偿制度来处理医疗损害案件,表面是在扩大患者的救济,保障患者的权利,但实际结果是,患者付出了更多的医疗成本,也得不到更好地更及时的诊断与治疗。因为不高度重视医疗损害案件的特殊性,医务人员就不得不在法律与医学之间自筑高墙,采取防御性医疗29来进行自我保护。30防御性医疗在美国非常普遍。31中国的防御性医疗也不例外。32。既往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制定的,有它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一面,但它突出的特点是考虑到了医疗服务的特殊性,既有考虑医疗技术的特殊性,也有考虑医疗服务具有公益性。它只所以不能解决当时的医患矛盾,并不是这个制度的缺陷,而是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把原来国家承担的责任真空化,医院成了患者唯一能找得上的责任主体。
我们突破医疗特殊性审理医疗损害案件,本想公平有效地解决医患纠纷,但结果是医患矛盾愈演愈烈,医闹成了医疗服务领域的中国特色。诚然,医闹之所以突出,这其中不乏医疗卫生系统在改革的过程中本身也存在许多的问题,例如,红包、药品回扣等,引起了患者的极度不满,但是,突破医疗特殊性能够使患者获得更多的赔偿,不可避免地会刺激相当一部分患者为了经济利益,把医方推向法院,把医患矛盾导演成经济利益之争的独角戏。
(三)医疗过失到底应该如何认定
由于医疗的专业性,医疗过失的认定通常情况下都需要依赖医疗损害鉴定。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鉴定,既涉及程序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实体方面的问题。就该案而言,其程序上的暇疵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鉴定程序方面,天津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于年10月16日做出了“此例不属医疗事故”的结论。根据《办法》第1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若对鉴定结论不服,只能在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可是,本案诉讼的提起和重新鉴定的要求,却分别是在4个月和10个月之后,己大大超过了法定时间。立案方面,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函》中明确答复“如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本案恰是因为当事人对原鉴定不服,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且不说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就是未超过诉讼时效,也不符合立案的条件。33
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如果得不到遵守与执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纸空文。结合医患关系具体分析,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医闹、发展医闹最后被医闹所控的局面。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34此案件是否有医闹,笔者并不清楚,但从其鉴定程序看,存在明显的违法性。其次是医疗过失判断的实体问题。医疗过错的判断是医疗侵权责任的关键因素。然而,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医疗过失的判断及其困难。所谓的合理注意义务或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到底怎么认定?是按理性人的标准,即大多数情况下相同境遇的人所采取的通常标准,还是某些极个别人的标准?它与医疗意外的界线到底在哪里?
如果像该案中医疗过失的认定规则,那正如前面论述的,医院成本在现有的体制下将永远可能得到遏制,即使是有可能采取所谓的管理式医疗,也只有可能急化医患矛盾,不可能实现所谓的促进医患和谐相处,并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远发展。
当然,结合此案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个不得不得到的问题就是医疗损害的鉴定到底该如何进行。本案中,初次鉴定为“不构成事故”,复议鉴定则“构成二级医疗事故”,同样一个事件,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难道真的是第一次鉴定存在明显错误才导到第二次鉴定的修正?基于前面的分析,答案绝对不是非常肯定。医疗损害鉴定关系到医患双方的根本利益,也关系到医疗服务的科学性、专业性与技术性。鉴于当时的鉴定模式是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主导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模式,35一方面,患者及社会对医疗损害鉴定的公正性高度怀疑。即使是一个相对公正的鉴定意见,基于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有怀疑的正当性,该案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另一方面,医学专家的鉴定权利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预与制约,行政干预是影响到鉴定公正的重要因素,前面的内容提到,该案是行政主管部门为在亚运会前夕平息事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出此决策。因此,后来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时期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进行大幅度改革。当然,除了行政干预的因素,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完善还涉及到其它诸多制度的完善,如鉴定程序,鉴定标准等问题。如何完善医疗损害鉴定是一个至今也没有得到的难点问题,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36,笔者对此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37此处不再展开,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必须重视和加以解决的制度问题。
四、结语
无论该案过去多少年,它都会沉淀在我国医疗法律制度改革的长河中,并且是一个理程碑式的案例。它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也留给我们太多的遗憾。医疗问题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它是一个涉及专业性、技术性以及风险性很高的特殊领域。如何客观、公正地处理医疗损害案件,而不是凭社会经验、凭个人情感、凭媒体忽悠、凭患者打闹,凭政府干预来处理医疗损害案件,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对社会、对医生、患者全面负责的态度与精神。张赞宁教授对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完善做了许多研究,认为医疗损害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应从科学、专业、公平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38诚然,社会总是在曲折中前行,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有一个理性的过程,但愿此案能够使我们认清历史,服务当下。39
注释:
※该论文是中南大学法学院陈云良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本医疗服务保障法制化研究》(项目编号14JD)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BenjaminL.Liebman.MalpracticeMobs:MedicalDisputeResolutioninChina,ColumbiaLawReview,:Vol.:-
2张赞宁。是违法办案、还是对法律的突破?--李新荣医疗纠纷案的法律误区。中国医学伦理学,(3):28-29.
3吴丙新。理性的失落—对“器官异位案”的理性思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6):29-32.
4虽然笔者有多年临床工作经历,医院病理科工作10年,但鉴于该案件的复杂性、影响力以及学识有限,笔者将尽可能从事实角度分析,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