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生殖健康教育不仅仅是针对那些在求子路上挣扎的家庭，对大众同样重要。
人山人海的生殖医学中心，扎着低矮发辫、脸上有一点雀斑的兰芳（化名）穿着驼色大衣，坐在一群年轻女子中等待着。
根据她提供的位置和特征描述，我一眼猜到是她，但还是试探着向她发出暗号：“金医生！”
她立刻心领神会，朝我笑笑，起身走来。
暗号的使用，是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金丽教我的，这是她多年与试管家庭打交道养成的习惯。绝对保护隐私，到了像是演谍战片的地步——随访时不穿白大褂、不去家中、不叫姓名，约定地点报暗号，然后进宾馆查看孩子和母亲健康状况。
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从年起步。据卫计委年3月的数据，全国目前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所，每年完成70万例治疗。在国际上，试管婴儿早已不稀奇。而在国内，不孕症的高发现状至今尚未得到正确认知，不少人依然存在偏见，把不孕症简单归结为女人的问题，甚至对不孕家庭采用的试管婴儿技术产生歧视，认为那是“试管里长大的孩子”。
到今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周年。对于想生却难生的家庭，试管婴儿成为最后的选择。但如影随形的偏见，加重了原有的焦虑。
在年11月26日国内第一次以心理干预为主题的试管婴儿学术会议上，北京医院教授孔燕分享了一组实验数据结果：“试管婴儿过程中，40例患者未经心理干预，妊娠6例，成功率15%；51患者例经过心理干预，妊娠18例，成功率35.3%。”经过心理干预，成功孕育率显著增长。
采访中，即使在没有熟人的餐厅里，一旦提到关于试管婴儿的字眼，兰芳会下意识放低声音。
对她的群体来说，这是隐秘话题；但在宏观层面，不孕人数增加、新生儿出生率下降、生殖健康认识缺失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
“大概很多人都以为试管婴儿是在试管里长大的”
45岁的兰芳想生第二个孩子。
她内敛和善，讲话带一点方言，来自广东渔村，家里以养殖海参为业。
这些特征里，唯独年龄是医生们
每7对夫妇中约有1对夫妇存在生殖障碍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孩子？不止一人问过兰芳。兰芳说，二孩有政策了嘛，想再生一个。
直到年，兰芳一家的日子都算有奔头的。儿子刚成年，即将步入大学。
但一起车祸断送了这个家庭最年轻的希望。
“儿子懂事、有礼貌，个子高，很帅气。”兰芳红了眼眶，提起已经失去的那个孩子。“他总为别人着想。爷爷重病，他怕爷爷孤单，每次回家都要绕路先去爷爷家，为爷爷点一根烟，聊几句，再回家。”
决定备孕第二个孩子之后，希望逐渐取代悲伤。那时，兰芳41岁。
等到她决定做试管婴儿，尤其听说一个周期就要3个月时，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连续3天早起却都没挂上号后，一向矜持的兰芳直接冲进医生诊室，对着据说试管成功率最高的医生大喊：“我要做试管，我要做试管……给我看看吧！”
护士把她拉出诊室，指着黑压压的候诊人群教育她，都是做试管的，凭啥你要插队。
也是那时，兰芳第一次注意到，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怀不上孩子。医院都是。挂号排队、血检排队、B超排队、领报告排队……尤其，在全国二孩政策放开之后，人更多了。《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一篇文章显示：年-年间，国内初婚妇女的不孕率已攀升至12.5%。而据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每7对夫妇中约有1对夫妇存在生殖障碍。
兰芳经朋友介绍，医院旁一家试管妈妈旅馆。那家旅馆住着来自全国各地求子的姐妹。有人因年轻时一次流产造成了不孕；有人因宫外孕导致不孕；有人查下来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不怀孕；有人在选择试管前动了多次治疗手术，宫腔镜、腹腔镜，吃了很多偏方但依然无效，“最贵的偏方是（元），那80多岁的老头说包怀，不怀就退钱。一年没怀去找他，人已经死了”。
旅馆老板也是试管婴儿母亲，她会做有营养的伙食，还为入住的姐妹们建了
试管婴儿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秉持良好心态是帮助不孕症患者提升成功率的关键一步，金丽说。
因此，尽管每日挂号都超额，金丽依然会挤出时间安抚焦虑的求诊者。对于很有希望的，她会送她们到诊室门口，扶着肩说“祝你一次就中”；尝试过多次却无果的，她会认真和对方探讨“没有孩子也是另一种人生”。
金丽认为，人们对试管婴儿产生偏见的背后，其实是对生殖健康的认知缺失。加强生殖健康教育不仅仅是针对那些在求子路上挣扎的人们，对大众也同样重要——需要告诉人们，这并不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
虽然金丽告诉兰芳，抱着宝宝回家的概率不到5%。但兰芳依然对这一次尝试充满希望。她列举了很多好兆头——比如第一次预约就约上了院长级别的专家，遇到的两位医生都特别善良。
兰芳在受访之后就踏上了从上海回老家的动车，说要好好准备，开打最后一仗。
回家的第一件事，她就去擦拭了儿子的房间，那个仍保持原样的房间。她期待着房间迎来它的新主人。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朱瓅编辑邮箱：eyes_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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